三年前，劉紅梅在上海一家成衣工廠工作。由於工時長，工資低 ，而其時一家日本製衣廠承諾以1,290美元的薪酬聘用，是她當時所得的三倍。劉紅梅剛生下的孩子，希望多賺點錢，於是決定前往日本發展。
她說：「看來是一個大好的機會。」
劉紅梅受聘到岐阜縣一間製衣廠工作。她用盡積蓄，又向親友借錢，支付7,000美元的中介費及簽證費用。不過到達後，劉紅梅才發覺廠方加班費用，比法定最低工資低，廠方更收取高昂的住宿費。
在岐阜附近的愛知縣，來自越南的阮氏蓉在一家製衣廠工作，每天從早上八時工作到晚上九至十時，曾連續四個月未有放假。
去年11月，阮和其他女工投訴欠加班工資，結果東主回信給她們，表示工廠要結業，她們將被遣散。
日本長期以來嚴格限制海外移民，隨著國內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，出現勞工短缺問題。在建築及護理等行業，人手短缺問題更加嚴重，可能三至四個空缺才有一位應徵者。1993年，日本政府推出「外籍研修實習生」計劃，從中國、越南、菲律賓及柬埔寨等國輸入勞工。
勞動省的資料，「外藉研修實習生」人數五年內增加了一倍，至2016年10月已超過21萬人，其中主要來自中國，但越南近期增長最迅速。現時農業、食品加工業及其他製造業，均依賴自國外聘用的「外籍研修實習生」。
東京城市大學的丹野清人（Kiyoto Tenno）教授指出：「實際上，東京各大超級市場出售的菜蔬，都是由實習生採摘的。」
廣島勞工顧問小松仁寬說：「如果這些企業僱用日本勞工，成本肯定不低。而使用外籍受訓學員卻只須支付最起碼的工資。日本沒有停下腳步的本錢。」
劉紅梅（右）
聘用劉紅梅的中原武（Takeshi Nakahara）與太太在愛知縣經營了數間同類的小型製衣廠。他們15年前開始聘用中國實習生。他說：「沒有日本人想在製衣業工作，大部分的製造業都移往國外，惟有這樣才有利可圖。」
實習生計劃，原意為外國實習生提供技能訓練，讓他們回本國服務。但由於缺乏有力監管，實習生除了獲得短期的日語訓練，大部分實習生均沒有其他職業訓練，無異於「廉價勞工」。實習生所得工資、待遇遠低於日本國內平均水平，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，超時勞動更是家常便飯。
此外，大部分實習生在離國前，付出7,700 至11,000美元不等的中介費用，有些住在貨櫃改裝的臨時宿舍，沒有廚房、浴室、暖氣等設備，更要支付宿費。
日本法務省三月初公布，日本全國各地去年發生383宗企業剝削外籍研修實習生的個案，其中三分一涉及未支付法定薪資，以及強迫對方曝置於危險的勞動條件下。
「研修生」沒有獲得足夠的訓練，語言不佳，同時還被送去幹危險工作。官方紀錄顯示， 自2010年以來，已經有兩位「研修生」被日本政府認定是過勞死。而且「研修生」的加班很少被記錄在案，實際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。
日本當局裁定，於2014年心臟病猝死的一名27歲菲律賓實習生是死於過勞，
記錄顯示他當時每月超時工作78至122小時。
曾經協助外籍研修實習生的東京律師高井展也（Nobuya Takai），問題的根源是實習生並非正式工人。他指出，企業並非正式聘用實習生，而是透過中介人去聘用他們。實習生到日本前，需要向中介人付出一大筆款項，因此負上重債。由於簽證靠的是聘用的公司，他們亦不能離開受聘的公司，或轉職到其他公司，實習生全無議價能力。
為改進計畫的缺失，日本政府2016年月11日起，對外藉研修實習生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及其他勞動待遇提供保障。日本政府同時禁止企業扣留實習學員的護照。
在當地一位華人勞工的協助下，劉紅梅及四位女工先後接受了公司的和解方案，獲得賠償。雖然劉紅梅取得的5,800美元賠償，不足以付清欠債，但她還是選擇盡快返回中國。當被問及從這次研修學到甚麼時，她說：「只有辛苦」，不過她說： 「我對日本的形象是，這個一個蠻好的國家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