丹麥記者麗莎‧索加德（Lise Sogaard）從小至大不時會聽見家人竊竊私語，悄悄地提及某些家族的秘密。大家都不願公開討論這件事，似乎說了出來會令大家更心痛。
雖然麗莎對此事知之甚少，但從家人的言談間，得知這件事是關於一位姨婆的。她似乎沒有露過面，只在祖父母家中牆上的一張照片出現，拍照時她還是小女孩。
後來麗莎知道相片中的姨婆名姬絲汀（Kirsten Abildtrup），是祖母英格（Inger）的妹妹，她知道的就只有這麼多。麗莎說：「我記得當時看著這個女孩，心想：『她是誰？她發生了甚麼事？』但事情令人有一種恐怖故事的感覺。」
事隔多年，直至2020年的一天，麗莎去看望祖母，當時對方已經90多歲，住在丹麥哈德斯萊烏的一家養老院。麗莎終於問起姬絲汀的事，祖母也好像一直料到她會問這個問題。但話匣子一打開，湧出了很多麗莎從未想過的事。
姬絲汀出生於1927年5月24日，在五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。英格記得姬絲汀小時候文靜而聰明，兩姊妹非常要好。但在姬絲汀大約14歲時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，她很易動怒，有時哭個不停，這令英格很傷心，更問媽媽這是不是自己的錯。
麗莎。索加德的家族照片，前排左二是她的姨婆姬絲汀。
英格說：「有一年聖誕節，我們一家原定去探望其他家人，兄弟姊妹都去了，但是我的曾祖母、父親和姬絲汀卻留在家裡。」當他們返回家中，卻發覺姬絲汀不見了。事實上，姬絲汀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，此後她經歷漫長而痛苦的療程，最終在1951年離世，終年僅24歲。她入院前，遭診斷得了精神分裂症。她死後，大腦被移除，可能仍存放在一家研究所內。
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，丹麥和歐洲其他國家回復和平，但卻出現了大量精神病患者。各地都建立了精神病院，為病人提供護理。丹麥著名精神科醫生史卓格林（Erik Stromgren）和拉瑞斯‧艾恩拿臣（Larus Einarson）有一個想法，由於醫院的精神病患死者常被解剖，倒不如將他們的大腦移除，保留下來作研究之用。
奧爾胡斯大學（Aarhus University）醫學科學史學家和研究顧問湯瑪斯‧厄斯萊夫（Thomas Erslev）估計，在1945至1982年間死亡的丹麥精神病患者中，有一半在未經同意下被移去了大腦，送到奧爾胡斯的里斯科夫精神病院（Risskov Psychiatric Hospital）屬下的腦部病理學研究所。
厄斯萊夫說，大約5年後，病理學家克努德‧奧格‧羅連遜（Knud Aage Lorentzen）接手了該研究所。此後30年，羅連遜共收集了9,479個人類大腦，相信是世界上同類收藏中數量最多的。1982年，羅連遜退休，這些大腦標本就一直遭擱置。
2018年，這家研究所由於缺乏經費，這些大腦標本遷移到該國南部歐登塞市的奥登斯大學（University of Odense）。
目前在奥登斯大學一座地下室，擺放著無數儲物架，上面放著標有數字的白色大桶。這些大桶盛載的全是人腦標本，都是由精神病患者的遺體取出的。其中大約有5,500個死者患有癡呆症、1,400人患有精神分裂症，400人患有鬱躁症；另有300人患有抑鬱症等。
哥本哈根大學（University of Copenhagen）的精神病學史專家瓦斯柏‧克齊克拉格（Jesper Vaczy Kragh）解釋說，這些人腦標本在1945年是用作「一項實驗性研究」的，史卓格林和他的同事可能認為，也許能在這些人腦中找到關於精神病病發的部位。
然而，這些大腦是在未徵求死者或家屬同意下移除的。克齊克拉格指出：「這些都是公立的精神病院，外界也沒有過問院內的事。」他又說，當時病人權益並非優先考慮，民眾反而認為，當局應保護社會免受到精神病患者傷害。
此外，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尊重，例如在1929至1967年間，丹麥法例要求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前必須接受绝育。在1989年前，精神病患者若要結婚，必須取得特殊豁免。
現在這批人腦標本由病理學家馬田‧尼爾森（Martin Wirenfeldt Nielsen）負責管理，他說：「過去丹麥人死後都要解剖驗屍。這只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，驗屍不過是另一項醫院程序。」
由於丹麥國民死後要經歷的程序已改變，加上尊重病人權益的意識抬頭，1982年起不再有新的人腦標本加入這批收藏。但關於如何處理這批人腦標本，曾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辯論。1987年，丹麥成立了國家倫理委員會，該會裁定，這些標本應該予以保留，並在有條件下用於科學研究。
丹麥心理健康會（Danish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，簡稱SIND）前總裁克努德‧基斯甸臣（Knud Kristensen）說：「既然我們有了這些標本，最好能真正用於研究。」他認為，問題是沒有足夠資金進行研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