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代中期有大量人士被確診的愛滋病，有科學家估計是源於人類近親黑猩猩。1990年代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，證實與蝙蝠(fruit bats)傳播關係密切；2003年的「沙士」(SARS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)亦源自蝙蝠，再通過果子狸傳給人類。2004 至 2007年的禽流感源於鳥類；2009年有來自猪隻的猪流感；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症(MERS)先由蝙蝠傳至駱駝，再感染人類。
過去50年，多類傳染病都是從動物跨越物種傳播到人類，而且迅速蔓延，在人類之間傳播。
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(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)的資料，超過60%以上已知的傳染病和75%的新興疾病，均源自動物傳播。在過去一世紀，至少有10種疾病的大型爆發，都是由不同動物傳給人類。
這些疾病被稱為人畜共患病(zoonotic diseases)，即最先發生於動物群體，再由動物傳播給人類。
事實上，大多數動物都携帶可引起疾病的細菌和病毒的多種病原體。這些病原體的演化和生存，取决於它們是否能找到新的宿主，因此病毒會不斷接觸並試圖跨越和感染其他物種。一旦發生跨物種感染，即表示病毒已避過了新宿主的免疫系統，病毒就變得更加危險。
多倫多大學的病理學家艾莎‧貝里(Isha Berry)指出，高度城市化和人口增加，擴大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接觸面。她說：「人類不斷侵入動物居住的環境，去森林化、開闢道路和採礦等活動，令人類與野生動物有更緊密的接觸，也令人類面對很多未知的病毒。」她又說，人們從事野生動物買賣和進食野生動物，更令病毒進入人類的食物系統。
現時全球55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，比50年前增加了35%。人們居住擠迫密集，接觸和共享同一空間，加速了疾病的傳播。
城市化的進程不但干擾了地球的生態系統，也製造了許多從前不存在的野生動物物的棲息地。例如老鼠、浣熊、松鼠、狐狸、狐狼、猴子和各種鳥類等，牠們在城市的公園和綠化地帶生活，以人類的垃圾和廢棄的食物維生，無疑令城市空間變成了疾病的溫床。
在人類之間，有些群體比較容易感染通過動物傳播的疾病，從事清潔和衞生工作的群體，接觸和感染新型疾病的機會更多。一些營養不佳和衞生條件較差的弱勢群體，免疫力相對薄弱，他們即使生病了，也可能沒錢就醫。
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最初的感染者，與武漢的海鮮和野生動物市場有直接接觸，因此科學家推論是次疫情與野生動物貿易有關。曾在2003年協助中國應對「沙士」疫情的哥倫比亞大學感染與免疫研究中心(Center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)總監伊恩‧利普金教授(Ian Lipkin)說：「倘人們關閉這些野生動物市場，很多疫病的爆發可能不會出現。」
專家指出，現時各國政府傾向把每一次的新傳染病視作個別的危機，沒有意識到疾病的爆發是世界變化的一個徵兆。人們改變環境的機會越多，就越有可能破壞生態系统，並為疾病的爆發提供機會。因此，人們必須認識到新興疾病已成為一種日益增長的風險。
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(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,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)高級研究員艾力‧湯納說：「全球化發展之下，人類侵入野生環境，我們正身處一個傳染病的年代。新發和再發的傳染病將會繼續出現，我想這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