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六時，晨光初露、鳥兒吱吱喳喳地啼叫，葛萊蒂（Marie Goretti Amurere）走到屋內，催促她的女兒們起床。她們一起走過一大片香蕉樹，到達飯堂後，葛萊蒂趕忙將米糊盛到膠杯裏，分派給各人。
當女孩吃著米糊和麵包，葛萊蒂望望牆上的大鐘，因為早上的課在七時開始，她們還要花十分鐘走到山上的課室。
葛萊蒂跟世界很多母親一樣，每天早上都忙著安排子女上學，不過葛萊蒂照顧的這群女孩，並不是她的親生女兒。葛萊蒂和其他27位「媽媽」，都是亞加荷索－沙洛姆青年村（Agahozo Shalom Youth Village）的「家長」，一直照顧住在村內的孤兒。
萊蒂很投入這份工作，卻不能忘記當年經歴國內大屠殺的慘況。1994年4月，葛萊蒂在郵局任職，一天下班回家，便接到一通電話， 一位男性的聲音說：「他們來找你了，他們會來殺你。」
1994年，盧旺達國內的的胡圖族（Hutu）對圖西族（Tutsis）人發動舉世震驚的種族大屠殺。盧旺達於1884年成為德國殖民地德屬東非的一部分，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，當地由比利時接管。第二次大戰後，盧旺達成為聯合國託管地，仍由比利時管治。德國及比利時均扶植圖西族人為統治階級，造成種族間的分歧。1959年，受壓迫的胡圖族人起義，圖西族被迫流亡。
1990年圖西人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從鄰國烏干達反攻，與由胡圖人佔主導的政府發生內戰，由於交戰各方都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優勢，於1993年訂立停戰協定。1994年4月6日，總統朱韋納爾·哈比亞利馬納（Juvenal Habyarimana）乘坐的飛機被擊落，兩族即爆發大規模仇殺。
在此後的100日內，估計盧旺達全國共有80萬人死亡。葛萊蒂親眼目睹長子和兩位女兒被殺，她一度與其他子女失散，自己躲在玉米田裏，祈求他們能逃過大難。
葛萊蒂萬念俱灰，但卻活了下來，及後卻發現年幼的兩位子女已逃到貝隆迪一個難民營。葛萊蒂與兩位子女團聚後，決定收容其他失去父母的孤兒，到2010年共收養了25位兒童。她說：「我有責任照顧其他小朋友，正如其他人也照顧過我的子女一樣。我可以為死去的人所做的，就是照顧他們的小朋友。」
發起開辦青年村的的安妮．海曼（Anne Heyman）。
八年前，葛萊蒂加入亞加荷索－沙洛姆青年村，成為其中一位家長。20年來，數以百計因戰亂而失去至親的青少年在她的照顧成長，也讓她從獲新生。
2015年，原藉南非的美國慈善家安妮．海曼（Anne Heyman）在一次籌款聚會上，與同枱一位盧旺達大屠殺的倖存者談起該國最大的需要。該位先生對她說：「是孤兒院吧！現時全國1,100萬人口中，起碼有100萬人是孤兒。」安妮想到可以按照以色列青年村的模式在盧旺達開辦青年村。
上世上世紀30至40年代，數以萬計的猶太兒童和青少年逃避納粹德國返回以色列，被安置在一到青少年社區之中。
海曼原是一位律師，後來專職從事慈善工作，她丈夫塞思．莫林（Seth Merrin）是利貫交易（Liquidnet）的創辨人和行政總裁，她倆籌得1,200萬美元，於2007年在盧旺達東部的盧瓦馬加納（Rawamagana）開辦了亞加荷索－沙洛姆青年村。亞加荷索（Agahozo)是當地語言，意思是「在這裏將淚水拭乾」；「沙洛姆」（Shalom）是希伯來文，意即平安。青年村佔地58公頃，可容納約500名青少年。
青年村共分為三十個家舍，他們都被編入不同的「家」，由一位家長負責，青年村的行政同事都稱為「叔叔」或「阿姨」。另有稱為「大哥哥」和「大姐姐」的輔導員每周探訪一次，也有外藉的義工逗留一年，教授不同的技能。學校的教師也會住在村內。
青年村開幕時，主要收容大屠殺中的倖存兒童，也有的是母親因姦成孕而誕下的子女。 近年，青年村也收容來自貧困和單親家庭的青少年。
葛萊蒂相信，像她這些經歴過這場悲劇的婦女，可以幫助盧旺達的下一代。由於大量男性在內亂中被殺，葛萊蒂同代人中女性佔達70﹪。對於葛萊蒂個人來說，和經歴同樣傷痛的青少年建立關係，讓她拋開心理創傷，並且重新擔當一位母親的角色。
葛萊蒂每天晚上都會跟家舍的女孩有一小時的「家庭聚會」，分享日常生活及個人的問題，也會一起唱歌、跳舞和祈禱。
葛萊蒂「家」中一位孩媞杜伊（Titui Martine）今年17歲，她形容這位「母親」是上天的賜予，葛萊蒂的經歴亦幫助她撫平過去的創傷。她說：「她向我們展示如何活在當下，不要停留於過去，因為過去了的不會再回來。」
葛萊蒂的錢包還放著長女的相片。她說：「外間的人以為我很堅強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若我告訴你已經克服失去親兒的傷痛，我是在騙你。」幸而她現有一群孩子，她說：「她們令我忘記過去的苦難，雖然可能只是一時，但已令我很開心。」
亞加荷索－沙洛姆青年村去年剛踏入10周年，可惜捐款人海曼在2014年離世，無法親眼看到這個青年村的成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