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1月13日早上，南韓首爾南區法院即將首次開庭審理轟動一時的「鄭仁案」，原本有51個旁聽位，卻有超過800人參與了抽籤。在法院門外，示威者戴上寫著「死刑」的口罩，不停呼叫口號。
事發於去年10月，一名16個月大的女童鄭仁，被養母張姓女子送往醫院，但醫生卻發現，鄭仁體重只有8.5公斤，且腹部滿是積血、全身骨折，經搶救後還是回天乏術。
鄭仁在7個月大時被領養，但去年5月，幼稚園老師發現她身上有瘀傷。其後，有鄰居報警指控女童被人放置車中不顧；兒科醫生也發現鄭仁營養不良，但三次報案均未獲受理。
事件引發全民公憤，網路上有人發起「鄭仁啊，對不起」運動，從政治圈到韓流明星都積極響應，呼籲社會重視虐童議題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超過23萬人次參加了青瓦台的請願，要求加大對養父母的懲罰力度，防止同類事情再發生；還有20萬人請願，要求開除當初偵辦的員警，認為他們失職。
這宗個案，更掀起了國內有關領養棄嬰和虐兒等問題的討論。
1950韓戰時代，南韓有很多兒童失去雙親，戰後也有一些美國軍人和南韓母親生下的子女，因不被社會所接受而成為孤兒。一些國際機構以人道理由，安排外國家庭收養這些孤兒。估計由1960年代至今，南韓已至少向海外送養20萬名兒童。直至2011年，南韓仍是全球第六大領養嬰兒的來源。
瑞典布特許爾卡市（Botkyrka）多元文化中心（Multicultural Centre）研究員托比亞斯‧呼比奈特（Tobias Hubinette，韓名李三乭）本身是一名被領養的南韓人。他在2005年出版的Comforting an Orphaned Nation一書中指出，1960年代，各種避孕方法面世，令到西方國家的生育下降；而另一方面，南韓農村貧窮嚴重，很多兒童被棄養，他們有些獲工廠僱用為童工，也有很多被西方家庭領養。
西方人領養南韓兒童，催生了一些領養機構，他們為了爭取國外的資助，爭相去找尋更多被棄養的兒童。安排鄭仁領養的「浩德國際兒童服務中心」（Holt International Children’s Services），就是全國最大的領養機構之一。
李三乭認為，當時這些領養機構倡議放寬領養的限制，因而令到南韓數十年來領養兒童的數量遍多。據估計，單在1985年，就有9,000位兒童被領養。
南韓教會教堂外擺放「棄嬰收容箱」，讓人放置棄嬰
另一方面，南韓社會普遍不接受未婚生子，所以婦女不得不將嬰兒遺棄。2011年，南韓政府在多個團體的壓力下，修改「特別領養法」（Special Adoption Act），規定非婚生育的母親在孩子被領養之前必須登記，這導致很多未婚媽媽放棄子女。南韓「未婚婦女家庭聯合會」（Unwed Mothers Families’ Association）主席金度炅（Kim Dokyung）說，90%的未婚媽媽在領養機構的壓力下，被逼放棄自己的子女。
然而，隨著南韓日漸富裕，外國人領養南韓兒童數目大幅減少。2013年，南韓簽署海牙收養公約，其內容訂明小孩應盡量由自己國家庭收養，因而令國外領養兒童數目減少，領養機構轉而國內收養被棄養的嬰兒或兒童。南韓社會歷來重視血緣關係，領養仍然是一大禁忌，因此本國人甚少領養被遺棄的兒童。
現時，在南韓申請領養的父母要參與8小時的培訓，包括有關育兒、兒童心理和情緒的課程，以符合領養兒童的要求。但福利專家指出，8小時的培訓並不足夠，負責提供培訓的人員亦缺乏專業訓練。
「浩德國際兒童服務中心」
南韓崇實大學（Soongsil University）社會科學院院長盧海倫（Helen Noh）說：「遵守領養的手則只是最基本，而且很表面。」她說：「每宗個案性質有很大分別，負責安排領養的機構應當專業，履行其職責。」
此外，南韓虐兒的情況亦嚴重，因為南韓社會視敎養子女為父母的責任。根據南韓政府《2019年虐待兒童年度報告》統計，同年發生4萬1389起虐童案件，共導致42名孩童喪命。死亡個案當中，與鄭仁年齡相仿的0至1歲兒童佔45.2％。
南首爾大學（Namseoul University）兒童福利系教授（Department of Child Welfare）都美香說：「年幼的兒童不懂得他們的權益，也不懂以言語來表達自己，社會亦未有深入顧及他們的人權。大家都視兒童是父母的產業，可以任由他們操縱。」
上周，國會通過一系列共18項有關虐兒的法案，包括將體罰列為非法、警方在接獲有關虐兒個案後須立即展開調查等。然而專家認為，防止虐兒的路仍然很漫長。專門處理虐兒個案的律師金柱榮說：「鄭仁的個案顯示，每一個涉事者，包括執法部門、領養機構和保護兒童的部門，他們某程度上都有負於鄭仁。制度不只存在一或兩個缺失。我們應由零開始，從根本去改善整個制度。」
